徐復觀教授與近人學術討論綜述(一)

前言

徐復觀教授與近人在學術議題上的論述，曹永洋先生已彙編為《論戰與譯述》，甲編論戰，收錄與李漁叔、李德鄰、劉國松、虞君質、梁嘉彬等論述的文章，包含給張佛泉、毛子水兩位先生者，總共17篇。藉由各期刊論文資料庫的蒐得，還有與唐君毅、錢穆、屈萬里、胡秋原、周策縱等幾位先生的文章，則超出十位以上的學者論述，書名取「論戰」或有其道理。

進行「徐復觀研究資料彙編」之際，歸納他們討論的議題，有：自由與民主政治、中庸、談仁、漢學宋學、文心雕龍、李商隱無題詩、施肩吾詩(談治學的態度與方法)等等，將近四十篇，茲分類綜述如下：

一、學術與政治

學術、政治、自由三者之間關係為何？徐復觀在公開唐君毅〈學術思想之自由與民主政治〉的識語，提出「我們可以說文化問題不解決，國家無前途；也可以說政治問題不解決，文化也無從談起。近年來在文化上的許多阻礙、誣矯、委曲，不是真正來自學術上的爭論，而是來自若干政治上的干擾。」以胡適之返台時，他曾主張對胡之批評暫時放下，「讀書人應尊重讀書人，應該使社會風氣轉一轉，使社會知道讀書人也是可貴的，使社會上多有幾個標準」。以陳布雷寫給胡適之信的底稿內容，「說明蔣總統在主張政治的自由民主上，與胡氏並無不同，但實際上遇著了那些障礙，以爭取胡氏的合作」，但「與胡氏打對台戲的人，好像是說你要自由民主，我們却偏偏不要」，認為「這是政治觀點，不是學術觀點」。從此引發學術、政治、自由的討論。

二、自由的討論

「自由的討論」議題，署名雷震、殷海光、張佛泉、徐復觀四位先生，發表於《民主評論》，第5卷第6期及10期。徐復觀在該主題前言說：「藉以表現兩種意義，一是有關自由問題的討論，一是朋友間的自由討論」，「因為大家有一共同的前提，即是對自由人權的絕對肯定」，「希望讀者在人類大的實踐過程中去求證騐」。後來徐復觀又寫〈給張佛泉先生的一封公開信--環繞著自由與人權的諸問題〉(《民主評論》，第5卷第15期)。與學術、政治亦有關係，故承接在後，以見學者們的討論重點。

三、中庸

關於《中庸》的學術討論，肇因於錢穆發表〈中庸新義〉(《民主評論》，第6卷第16期)，黃彰健、徐復觀等人提出異議，錢穆亦提出申釋的往來論述。

四、釋仁

關於「仁」字涵義的學術討論，肇因於屈萬里〈仁字涵義之史的觀察〉(《民主評論》，第5卷第23期，1954年12月5日)，徐復觀提出異議，張以仁維護其師屈萬里而加入學術討論。

四、漢學與宋學之討論

「關於漢學、宋學之討論」，見於《中華雜誌》，起因於徐復觀〈清代漢學衡論〉(見《大陸雜誌》54卷4期)，該篇旨在說明清代漢學與漢代學術不同，以其尊揚程朱排斥戴氏，認為矯枉過正而申論之。

五、論治學態度與方法

「治學態度和方法」的議題，梁嘉彬在〈就唐施肩吾詩的解釋與治學態度並方法答徐復觀先生〉前言說徐復觀就其「〈論隋書流求與琉球臺灣菲律賓諸島之發見〉的最末尾的一個小註(註釋第十)內附說唐施肩吾詩一首之事」，「因關係到治學的態度和方法」而起的。

五、文體論

關於「文體論」的議題，徐復觀在〈答虞君質教授〉說：「談的對象，是對於我的〈文心雕龍的文體論〉『發現了下列幾個問題』。我的〈文心雕龍的文體論〉一文，目的不僅是在澄清幾百年來環繞於此書的若干基本誤解；而主要是運用分析與綜合的方法，先把全書拆散，再順著『文體』的觀念，將全書加以理論上的再構成，以求能通過此書來對我國傳統的文學理論，作一有系統的了解。」但所引發的討論，卻是從徐復觀〈現代藝術的歸趨〉而起的。

六、釋李商隱無題詩

對「李商隱無題詩」的討論，從周策縱〈論詩小朴：與劉若愚教授論李商隱無題詩書〉發表在《大陸雜誌》第41卷第12期，徐復觀寫了一篇〈讀周策縱教授「論李商隱的一首無題詩」書後〉(見《大陸雜誌》第42卷第10期)，而引發的論述。

七、釋杜甫戲為六絕句

關於「釋杜甫戲為六絕句」的議題，誠如《新天地》編者在李漁叔〈論徐復觀先生對師大國文研究所試題指摘之不當，兼評其試釋杜甫戲為六絕句〉文章的編者按說：「去歲師大國文研究所招生試題，曾引起學術界之爭論，頃收到來稿兩篇，對此問題有所討論，本刊本乎園地公開之旨，自應披露。至其內容主張則本刊不作左右袒。」其間雖有文思齊〈看師大國文研究所試題〉(見《政治評論》第9卷6期)；師大國文研究所〈對文思齊先生投書的說明〉(《政治評論》第9卷6期)；向允元〈關於台灣師大國文研究所招生問題〉(見《民主評論》第14卷8期)；婁良樂〈從「師大國文研究所報考資格」談起--並就教於徐復觀先生〉(見《新天地》第2卷4期)等文章，但非就「釋杜甫戲為六絕句」的議題，故不列入其間。

小結

學術議題的討論，旨在探討各人對某一議題的看法，希望有解決的線索，澄清相沿承襲的觀念，但因相關文獻的取得，討論議題究從何時開始涉及個人見識，或如徐復觀〈陰陽五行觀念之演變及若干有關文獻的成立時代與解釋的問題〉前言所列舉：梁任公〈陰陽五行說之來歷〉、樂調甫〈梁任公五行說之商榷〉、呂思勉〈辨梁任公陰陽五行說之來歷〉、齊思和〈五行說之起源〉、日人狩野直喜《中國哲學史》、瀧川資言《史記會注考證》〈五帝本紀〉、重澤俊一郎《中國全理思維之成立》等文章，對五行觀念之演變，均有很好的見解與貢獻，筆者目前尚見蒐集到這些文章，故關於周公旦踐阼問題、五行的討論、論中西文化的議題，以及在藝術類的石濤、黃公望等探討，暫留異日再繼續彙整。